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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传记》:学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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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文精选网 时间:2019-09-11 20:44 阅读:次    作品点评

戈达尔的作品中从不缺少政治。他最初的文章《走向政治电影》表现出他对社会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很有兴趣,这在他同龄的评论者中是不常见的。确实,从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在香榭丽舍大街开车而过与《筋疲力尽》中米歇尔和帕特丽莎这一法美联合形成带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到《轻蔑》中卡米耶在丈夫口袋里发现的共产党员证件,电影中总有政治。不过,是自《狂人皮埃洛》后越南和政治才成为主题。在名为《谈谈“皮埃洛”》的长篇访谈中,《电影手册》的编辑们问戈达尔是否有兴趣拍摄一部政治电影:“让我感兴趣的是学生的生活,比如《光明》(Carte)之类的。”(G1:225/1:269)

《光明》是共产主义学生运动创办的杂志,在60年代,这场运动展现出共产主义传统之下也是有生活可言的。斯大林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通过一系列灾难性的决策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力。在苏联国内实行“一国社会主义”(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经济政策,而这在经典马克思理论看来简直是一派胡言,因为经典马克思理论首先是全球化的理论。政治上第三国际有左倾倾向,所提出的阶级斗争这一灾难性口号将欧洲社会民主作为革命迫在眉睫形势之下的主要敌人。1933年纳粹在德国获胜便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意识形态上,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学说编辑成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istLeninism),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将列宁看做官僚政治组织的传教士。在这种简缩后的新理论下,文化的所有问题都属于上层建筑,艺术的一切争议都可通过“社会主义现实”( socialist realism)来解决,艺术家的工作不过是呈现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党阐释的社会真实。

从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间,全世界都致力于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在这样一个主导趋势下,上述主张占绝对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左派和右派的其他传统理论(如右派的考茨基、伯恩斯坦2,左派的卢卡奇、卢森堡)都被淡忘了。1950年,巴赞尖锐地打破了这种瘫痪的正统观点,尤其是在再现历史的问题上。这便是《电影手册》成立的理性时刻,但这时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布莱希特和卢卡奇3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辩论、瓦尔特·本雅明神秘而晦涩的文章尚不可得

巴赞去世两年前,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批评个人崇拜现象。这篇报告的作用意义重大。

近30年来,每个共产党人将斯大林视为如同党父,现在他却被揭示为个妄自尊大的暴君。这引起的惊诧程度之深,使得很多共产主义政党拒绝相信报告内容,当做赫鲁晓夫从没作过这一报告。其中反应最为强烈的也许是法国共产党了

首先,作为二战和反法西斯的产物,法国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兄弟党,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军事联盟,法国共产党比斯大林主义者还斯大林主义者。60年代该党必须要遵从“和平共处”的政策,跟随赫鲁晓夫解冻的趋势,无疑它会以党风党纪和最具局限性的意识形态继续组织自己。但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面,有另外一个西方共产主义的例子。

意大利共产党同法国共产党相比,有着迥异的历史。自从1922年墨索里尼进攻罗马后,将近20年该党都是地下组织。1943年意大利纳粹政府投降后,意大利共产党组织帮助盟军驱逐德国法西斯,其中心地位日趋明显。其第一位领导人葛兰西2,同该党的历史同样重要,他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1924年墨索里尼坚持要将葛兰西送入监狱,他坦然承认,“我们必须阻止这个人十年之内的思考”。事实上,入狱让葛兰西有时间反思自己在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经历,直到1937年死于墨索里尼的监狱。《狱中札记》(Prisonnotebooks)在50年代最终出版。他的英勇就义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卓越人物,这些都增加其著作的分量。

马克思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毫无疑问,葛兰西接受这一论断,并且他对于列宁认为共产党起领导作用这一点也没有异议,但是他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正统理论大相径庭。关于社会发展,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发展和政治组织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性—体现在发展理解世界的各种方式,将不同的阶级力量联合起来。资产阶级无法掌权是因为资本主义下的各种新型的货币关系,或是因为他们创造的代表形式,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的论断、雇佣劳动者的自然性以及代表性政治,都同所有阶级相异。考虑到意识形态异质的重要地位,共产主义者应该同社会中所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发展衔接起来,以对社会团结提供确凿可信、百家争鸣的观点,提供涉及面更为广泛的政治。

60年代早期,借鉴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法国的共产主义学生组织连同他们的刊物《光明》,试图打破共产主义传统,与当前的政治文化衔接起来,他们很快被称为“意大利派”。1965年3月,一场典型斯大林式的野蛮组织突击行动将“意大利派”从共产主义学生运动中清洗出去。1965年10月刊登的访谈《谈谈“皮埃洛”》中,戈达尔也认为这次组织暴动有重要意义,他说,现在不是为《光明》拍电影的时机,电影应该在两年前就拍了,也就是说,在“意大利派”和他们的见解瞩目的时候。但访谈中戈达尔确定地表示,以后有机会会拍一部以共产主义学生为主题的电影。实际上戈达尔拍摄有关学生的政治电影只是两年以后的事,但不是关于“意大利派”的,而是关于“中国”的。1967年8月该片上映后,在《中国姑娘》中扮演主角的学生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不仅同巴黎第十大学新校里模糊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有关系,而且将成为戈达尔的第二任妻子。

链接:《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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